內科的實習在前一陣子結束了，如果要為各科下一個註腳，最讓住院醫師喘不過氣的科別，我想大概是胸腔內科──因為那裡的病人總是喘不過氣。
老師說那像是溺水的感受：冰冷的海水灌進鼻腔中，全身狂亂掙扎著想回到水面上，卻總是無法吸飽氣又沉回水底。當肺裡的氧氣越來越少，終於渾身癱軟、眼前一黑⋯⋯糟糕的是這裡的病人不會眼前一黑，因為呼吸器保證了他們的血氧充足，因此他們必定是清醒的；但塌縮的肺部讓他們永遠渴求著呼吸，於是只能躁動著、嘶吼著，困在窒息的感受裡，卻沒有探出水面的一天。
特發性肺纖維化（IPF），俗稱菜瓜布肺。全球發生率約為每十萬人2至10例，據我國健保資料庫統計，病患確診後的存活中位數不到一年。病因不明、機轉不明，病患的肺部會快速且不可逆的纖維化，最終死於呼吸衰竭。即使是這樣的罕病，在本院的胸腔內科也不算少見，光Ｐ主任就有一半的病床是IPF患者。
「醫師，我老公為什麼會得到這種病啊？」查房時有家屬問道。
「我也不知道，你問祂吧。」老師往天空指了指，家屬意會過來，苦笑了一聲。
為什麼會得這個病、為什麼是這種時候、為什麼是我？病人期待醫生給他們一個答案，雖然知道答案也無濟於事。我認為這是一種人性，人們總覺得只要找到原因，然後避免犯下同樣的「過錯」，就能和壞事離得遠遠的。就像譴責受害者在社會中不可能消失一樣，只要相信犯錯的是「他們」，自己就得以置身事外。
我承認我也會害怕。在醫院待久會有一種錯覺，以為全臺灣的人都臥病在床；尤其在罕病雲集的臺北榮總，人人聞之色變的癌症，在許多醫師的病人清單上都屬日常。為什麼會這樣？四五十歲的人就已是癌末、腫瘤切除幾年後捲土重來、正要安享天年的長者突然一病不起⋯⋯我無法不去想是哪些環節出錯了，只因害怕自己在未來變成那樣。
我負責照顧的病人是一位90歲男性，之前健康狀況良好，每天早晨習慣繞跑中正紀念堂一圈。前年十月，他被診斷三度房室阻滯（complete AV block）而入院安裝永久心律調節器，卻從此臥床不起。醫學上可以提供很多原因：呼吸困難、心臟衰弱、術後譫妄⋯⋯但對於他太太而言，她看到的只有一位長居被榻、愈趨虛弱的老伴。當時的X光片顯示肺部有雙側浸潤，但起初只懷疑是慢性發炎；直到一年後病患因咳嗽難以入眠再次就診，才確診為特發性肺纖維化。
病人的太太七十幾歲了，卻堅持在床邊親自照顧，晝夜不離。
「伯母！伯伯今天還好嗎？」每天早上探望時，我照例問道。誰都看得出伯伯的狀況不好，但作為一位實習醫學生，我能關心的並不多。
「一樣，精神好的時候可以跟我點頭、搖手，但剛剛抽痰的時候又在躁動。」伯母輕描淡寫地說。
「我知道了。」我把聽診器放上伯伯的胸前，靜靜聆聽那不可能好轉的囉音。
住院治療期間，病患屢屢發生肺炎、尿道感染等併發症，在數不清的檢查中，又意外驗出糞便潛血、自體免疫指標陽性等。「高度懷疑其他惡性腫瘤」、「建議切片排除自體免疫肌炎」⋯⋯不忍病患繼續受苦的伯母，拒絕了進一步的侵入性檢查，只希望老伴舒服就好。然而天不從人願，伯伯的呼吸狀態每況愈下，在抽痰、翻身等短暫拿下呼吸器、或是需要移動身體時，就會氣喘如牛、不停躁動。可即使是這樣，病人太太仍然不願讓我們會診安寧團隊，即使主治醫師暗示希望渺茫，她仍然盼著病人脫離呼吸器的那天。
胸腔內科的實習很快結束，我和其他同學繼續在各科輪轉，看過一張又一張生老病死的臉孔。對醫學生而言，primary care的名單最多只會停留兩個禮拜，無論為他們查了多少資料、讀了多少書，開了哪些藥或做過什麼procedure，病人與我們的交集也只是短短十天而已；但在病患身旁陪伴的家人，時間彷彿靜止在他們患病的當下，在看不見終點的輪迴裡反覆，拍背、翻身、擦拭口水，回應她的卻只有瀕死般的喘息。
病患確診後的存活中位數不到一年──他們困在水底呼吸的這一年，短暫得過於殘酷，卻也漫長得令人絕望。伯伯在我離開後的不久往生，如果能為他身邊不離不棄的伯母祈禱些什麼，但願在她終於得以好好休息的此刻，能在夢中與健康如初的伯伯再次相遇了吧。
※本文刊登於台灣醫學教育學會電子報第29期「醫學生專欄」，轉載來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