溫暖的黃色烤燈照著床上的人。房裡的所有人都屏著氣,只有心電圖的聲音規律作響。主任握著聽診器在她的胸前停滯良久,終於把它掛回肩上,直起身來。
「還可以嗎?」她問道。
「沒問題。」主任對她笑了笑,她也露出牙齒回以微笑。
「妳好好休息,如果冷的話要跟護理師姊姊說。」主任把她的毯子重新拉上,隨即向床邊的女人使了個眼色,便領著我們往房外走。
「主任──」那女人急急跟上。「我知道她的狀況很不好,我已經在努力說服了,請你再給我們一點時間。」
「不是我給你們時間,」主任斂起笑容,換上一副嚴肅的表情。「如妳所見,她已經越來越虛弱,吃不下東西、腹水、發燒,如果沒有換肝的話,最多一個月就撐不下去了。」
「我知道,但主任你也明白,我們家的狀況比較複雜⋯⋯」
「所以要麻煩媽媽了。」主任說。「如果姐姐說什麼都不願意捐,我們就只能排隊等屍肝移植,但她的順位在非常後面,我認為我們來不及。」
少女的母親抿著唇,似乎還想說什麼,但最後只嘆了一口氣。
第一次和病患見面是在傍晚的一次查房。主任帶著我們走進長廊深處的兒童加護病房,牆上是各式彩繪圖案,每張病床的編號則是漆成黃黑相間、如同捷運出口的配色。兒科的病房總是刻意塗裝得十分活潑,但此起彼落的嗶嗶聲、以及穿梭各床調整點滴、抄寫數據的忙碌身影,讓這裡的氣氛與活潑絲毫搭不上邊。
「嗨。」床上的少女睜開眼,虛弱地朝著主任笑了笑。十五歲女性,臺東人,出生時即患有膽道閉鎖而做過活體肝移植──病歷系統上是這樣寫的,而她腹部上大大的人字疤痕也印證了這項病史。一般來說,肝臟受贈者需要長期服用抗排斥藥物、也需要更注意飲食和作息,但平常生活可以和正常人無異;遺憾的是,當初捐肝給她的祖父患有B型肝炎,受贈者隨時都有猛爆性肝炎的危險。埋了十五年的炸彈如今引爆,在這個寒冷的冬天裡,她的病情惡化到不得不再做一次肝移植。
主任走近床頭,溫柔地摸了摸她的頭。「她從小就是我照顧的。」主任憐惜地看著她,當時替她動刀時他剛升上主治醫師,手術的第一助手如今也當上了別科的主任。他的頭頂多了不少白頭髮、眼前的她則是全身蠟黃;數據顯示她的肝細胞正在大量壞死,床邊的連續透析儀也得二十四小時運作著,取代她受到牽連的腎功能。拯救她唯一的辦法,就是她姐姐捐出自己的一葉肝臟。
「但她姐姐拒絕了。」護理師在我問起時回答道。據說兩人的關係並不好,姐姐認為妹妹遊手好閒,不僅浪費光陰、更浪費了爺爺當年疼惜孫女的好意。在她們的父母離異後,妹妹歸給爸爸、姐姐則跟隨媽媽,兩人的情誼愈加淡薄,對於犧牲自己的健康來拯救妹妹,她還是十分猶豫。
是真實版《姐姐的守護者》呢,我心想。許多年前這是各間醫學系的熱門考題,要考生討論身體自主權、親情的兩難和醫師的臨床倫理。正如考題沒有標準答案,現實生活也不會有,我不禁想像一心想救小女兒的父母,向另一個親生骨肉低頭懇求的畫面。我能理解主任希望找到捐贈者的心情,才會連著幾天催促媽媽去當說客;但當這個請求牽繫著活生生的人命,還能夠有圓滿的結局嗎?
我想起了我弟弟。如果換成他面臨生死關頭,我會不會捐出我的肝臟?
器官移植不是沒有代價,捐贈和受贈都是。難道足夠珍惜生命的人,才有資格獲得新生?
無論如何,她終於等到了她姐姐的同意,手術就訂在假日進行。離站前的週五傍晚,我們最後一次走近她的床邊,窗外的夕陽和照著她的烤燈是同樣的顏色。護理師回報著她的進食狀況,說是只願意吃父親帶來的零食;她不好意思地撇開眼神,看向今天來探病的父親,後者則語帶心疼地碎念著。
接下來的泌尿科實習充實而忙碌,讓人幾乎忘掉這位命運多舛的小病人。一個禮拜後我忽然憶起,點開她的病歷,卻只發現一篇過早繕打的出院病摘。那個週日的一大早,她被推進手術室裡,在靜脈留置針流入的麻醉藥裡沉沉睡去。姐姐的肝臟成功植入了她的腹腔,但在吻合複雜而精細的血管時,突然發生致命的空氣栓塞,引發了無脈搏電氣活動(PEA)。在漫長的急救之後,他們終究把肝臟接上了應有的位置,但她沒有再醒來:她的腦部缺氧太久,兒童神經外科的醫師來了又走,沒能提供更好的消息。
術後的第三天,在另一間病房調養的姐姐辦了離院手續,她們一家四口終於同聚一堂,卻成為了永別;分居的兩人達成了共識,讓她在醫院過世,但像是活著一樣回家。安寧護理師找來了印泥,在小冊子蓋上了四個人的手印,教他們四道人生,讓他們在她的耳邊說話。接著醫師拔掉了氣管內管,換上了一般的氧氣面罩⋯⋯
護理紀錄就寫到這。我想像四人搭上直達臺東的救護車時,呼吸器規律地送著氣,她的胸膛則緩慢地起伏著。在這十五年他們熟悉的往返路程上,最後一次看著她沉眠的面孔,那些掙扎與妥協、躊躇和決意,或許都不再重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