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說，高層在辦公室裡做的決策，推翻的都是他們在現場奮戰多年的成果；政治人所犯下的錯誤，最後都是科技人替他們收拾。「社會大眾應該眼見為憑，你可以不喜歡它，但我希望你去了解它！若你在不了解的情況下就決定立場，對這個國家是不公平的。」他沉痛地說。

對遲遲未能畢業的研究生而言，機器壞掉跟病人死掉，同樣令人崩潰。你可能會想，病人死掉是多大的事情，怎能和冷冰冰的機器故障相提並論？但對研究生而言就是這樣，每天都想撞牆，壓力大到出現睡眠障礙、整天精神不濟。

社區課程安排到長照機構放尿管、鼻胃管。以為這次總該有練習的機會了，結果當天發高燒被拖去急診留觀打點滴，一支管子都沒能放到。 繼放尿管前兩次病人自解、跳上床準備壓胸時病人復活、或掃超音波前機器故障等等事蹟後，這次直接一次性閃躲大量procedure，這什麼法術。

還沒抵達急診，就聽到一陣撕心裂肺的哭喊聲。那是病人的女兒，有人說她也是本院的護理師──就坐在候診區，旁人不知所措地試圖安慰著。我們走進外傷急救室，只見大家沉默地圍在床邊，而自動心肺復甦機孤獨地在病人胸口按壓著。

我後來才知道，此時已經壓了半小時以上，病人甦醒的機率已經微乎其微；但陪病的家屬就在一旁，不能那麼快宣布放棄。很快輪到我要壓胸了，我跳上病床，心裡快速地複習過胸外按壓的位置和速率──「等一下，再檢查一次脈搏。」旁邊的醫師把我叫住，隨後按壓了一會兒頸動脈。

我們一起從澎湖來，現在我們要一起回去──侯文詠曾經描寫過這個場景，螺旋槳轟隆轟隆地轉著，送行的醫師追著向前滑行的小飛機，揮著手向他們告別，直到那個點越來越遠、越來越遠。可現實終歸沒有那麼浪漫，在醫療專機預定啟航的那天，我最後一次走進她的病房，只見病床已被清潔得一乾二淨，就像她入住前的模樣。

112級的學弟妹最近進院當路障，看著他們興奮的樣子，就像一年前的我。當時野心勃勃地希望寫下五十篇路障日記，一年過去連一半都沒達到，若不是每篇都寫那麼長或許更容易達標吧。雖然北榮的clerk訓練早在九月就結束了，但這兩個月的外調還是被好好地呵護著，在十二月正式展開subintern的實習前，希望能總結一下這年來的路障生活。

很遺憾地，在「超前部署」的口號喊了一年後，中央、醫院到學校仍是一片混亂：院方無奈政府沒給配套、學生抱怨學校相應不理、大眾指責學生只想逃避。於是院校自食其力尋找資源、科部默許學生自主學習，在模糊的規定之下，大家終究找到讓彼此好做事的方法，臨床事務也在疫情平緩後回歸常軌。

當年五十多歲、罹患第三期卵巢癌的柳阿姨一頭白髮，雖然患病但熱情不減，十分歡迎我們的到來；她認為這個活動對醫師養成很重要，因此對我們的問題來者不拒。她形容自己與其他病友是「得了金牌」：萬中選一的機率、足以翻轉人生的事件，只是過程有好有壞，她走了好久才領略出來。

錕Ｐ說世上沒有天才，他錯了，醫學系多的是天才。我掙扎許久試圖走出自己的路，卻還是得仰望著一些我完全無意追逐的神人。但斜槓與否難道真的有答案嗎？留言嘲諷錕Ｐ食古不化的人當中，多少人真正做到了多元發展，卻又在任一領域成為頂尖？他們舉例的人物，不正是因為成為那極少數的成功者才被世人推崇？